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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仲是春秋時期的政治家、思想家，他的水利思想，主要分布在《管子》一書的《牧民》《立政》《乘馬》《水地》《五輔》《度地》《地員》等7篇中，內(nèi)容涵蓋治國與治水、水行政管理、水的哲學、水的自然現(xiàn)象等。

管仲的水利思想，宏觀層面涉及國家與地方管理體制，微觀細致到水管理者的職責，而治水與治國與社會管理更是充滿了哲學思辨。

治國與治水相關論

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，新制度、新統(tǒng)治秩序在確立，思想文化得到了繁榮，推動了生產(chǎn)力的發(fā)展，這個時期的水利事業(yè)也得到了大發(fā)展，水利工程普遍興修，促進了社會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，各個諸侯國紛紛崛起，爭奪霸主地位，首先建立霸業(yè)的就是齊桓公，正是他任用管仲，并采用了管仲對于治水的建議，正如《度地》所說：桓公曰：“善。仲父之語寡人畢矣，然則寡人何事乎哉？亟為寡人教側臣”。同時，齊桓公也在政治、經(jīng)濟上進行了一系列改革，使國力強盛，“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”。

齊國從重視水利到促進社會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，從治水到治國，從治國到國家強大，雄居霸主地位，為春秋戰(zhàn)國后全國性的統(tǒng)一準備了思想和物質(zhì)的條件，其中水利是重要的條件之一。

《管子·度地》中，通過管仲與齊桓公治理國家的對話，闡釋如何治水，并論及兩者的關系。管仲首先立論：“故善為國者，必先除其五害”?；腹珕柡螢槲搴?？管仲對曰：“水，一害也；旱，一害也；風霧雹霜，一害也；厲，一害也；蟲，一害也。此謂五害。五害之屬，水最為大。五害已除，人乃可治。即水、旱、風霧雹霜、瘟疫、蟲為五害，五害之中，以水害為最大。除五害則國家可治。管仲把治理水害列為治國之首，這一論點對后世影響深遠，自秦漢起水利成為公共事業(yè)，上自朝廷，下至州縣地方政府，水利是主要政務。

《管子·立政》篇中更深入地闡釋了治水與富國的關系。“國之所以富貧者五……治國有三本，而安國有四固，而富國有五事”。“君之所務者五：一曰山澤不救于火，草木不植成，國之貧也。二曰溝瀆不遂于隘，鄣水不安其藏，國之貧也。三曰桑麻不植于野，五谷不宜其地，國之貧也……”。這段是講：國家之所以貧或富，取決于五個條件，治理國家有“三本”，安定國家有“四固”，而富國則有“五事”——這五事乃是五項綱領性措施。這里的“五事”之一就是水利：溝渠不能全線通暢，堤壩中的水漫溢成災，國家就會貧窮。作為富國的“五事”之一，說明在古代的中國，水利是農(nóng)業(yè)進步和社會文明發(fā)展的一個重要要素，也是推動社會生產(chǎn)力發(fā)展的一個重要的手段。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，諸侯爭霸，對水利非常重視，特別是實施了大規(guī)模的灌溉工程，是一個諸侯國走向富強、兼并弱國的“資本”。春秋時期的黃河流經(jīng)齊國屬地，齊國地勢較低，受黃河水害之苦嚴重，據(jù)《史記·河渠書》記載：“於齊，則通菑濟之間”，是講在齊國，則于菑（即淄水）、濟二水間修建渠道。又據(jù)漢代賈讓敘述：“趙魏瀕山，齊地卑下，作堤去河二十五里”，是講齊國離河25里筑堤以防洪，齊國有了堤防的保護，促進了農(nóng)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免除了水災的危害。以上這兩個記載，提供了齊國在修建溝渠、堤防的史實，也印證了管仲的治水措施對于齊國強盛的重要作用。

明晰職責，以法治水

《管子·度地》中齊桓公問管仲消除五害的辦法，管仲回答說：“消除五害，以水害為先。請設置水官，委派熟悉治水的人負責，任命大夫和大夫佐各一人，統(tǒng)率校長、官佐和各類徒隸。然后挑選水官的左右部下各一人，用為水工頭領。派他們巡視水道、城郭、堤壩、河川、官府、官署和州中，凡應當修繕的地方，就撥給士卒、徒隸修繕。管仲在這里強調(diào)了消除五害，以消除水害為首要任務，建議設置水官，并對水官設置的層級、職責、名稱等予以明確，這應該是我國古代水行政管理體制的雛形。在《立政·省官》中專門明確了“司空”的職責：排泄積水，疏通溝渠，修整堤壩，以保持蓄水池的安全，做到雨水過多時無害于五谷，年景干旱時，也有收成。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各諸侯國由司空、司徒、司馬和司寇分管土木工程，勞役、軍事、刑法等，其中水利工程的興建及管理是司空的職權。齊國水管理體制的建立、水官的設置，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古代水行政管理體制，對于以后歷朝歷代的水行政管理體制產(chǎn)生了深刻的影響。管仲所倡導的水行政管理體制，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也發(fā)揮了積極的作用，從而推動一系列的社會制度的改革。

美學意境與哲學思辨

《管子·水地》：是整個著作中唯一一篇獨立成章的關于水的論述，對水的論述別具特色，是對水的認知在哲學層面上的獨特揭示，在中國的哲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此篇開宗明義：“水，具材也”，是講：水是具備一切的東西。接著從水的顏色來比附人的“仁”與“誠實”：“夫水淖弱以清，而好灑人之惡，仁也；視之黑而白，精也”，是講：水柔弱而且清白，善于洗滌人的穢惡，這是它的仁?？此念伾m黑，但本質(zhì)則是白的，這是它的誠實。接著從水的流動性來揭示“義”與“謙卑”：“唯無不流，至平而止，義也；人皆赴高，己獨赴下，卑也。卑也者，道之室，王者之器也，而水以為都居”，是講：不拘泥什么地方都可以流去，直至流到平衡而止，這是它的義。人皆攀高，水獨就下，這是它的謙卑。謙卑是“道”的所在，是帝王的氣度，而水就是以“卑”作為聚積的地方。這里將自然水的品性、顏色、動能比附與人的德、仁、道、義和帝王的“氣度”，是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反映，也是管仲集法家、道家、儒家為一體的思想淵源。《水地》還提到：“是以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”，水聚集在玉中就生出玉的9種品德。九德，指賢人所具備的9種優(yōu)良品格，據(jù)《尚書·皋陶謨》中記載的“九德”為：寬而栗、柔而立、愿而恭、亂而敬、擾而毅、直而溫、簡而廉、剛而實、強而義。水因此也可以作為衡量人的品質(zhì)的標準。

《管子·牧民》中還把水與政令暢通聯(lián)系起來，“錯國于不傾之地，積于不涸之倉，藏于不竭之府，下令于流水之原……”。是講把國家建立在穩(wěn)固的基礎上。把糧食積存在取之不盡的糧倉里，把財貨貯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庫里，把政令下達在流水源頭上。這里把自然狀態(tài)的水比喻為頒布實施政令像水流一樣，暢通而至，容易推行，這樣才能順應民心。

以民為本舉六興

管仲的民本思想是很有特點的，首先他認為治國的前提條件是富民。在《治國》中說：“凡治國者，必先富民。民富則易治，民貧則難治也?！睘檫_到治的目的，首要任務是讓民富裕，要富裕必有具體措施。所以管仲又提出了“六興”的具體措施?！段遢o》中：“所謂六興者何？曰：辟田疇，利壇宅。修樹藝，勸士民，勉稼穡，修墻屋，此謂厚其生……導水潦，利陂溝，決潘渚，潰泥滯，通郁閉，慎津梁，此謂遺之以利……”?！傲d”是富民的重要措施，具體到治田和鼓勵農(nóng)耕、村社建設以厚民生；在水利上就要疏浚積水，修通水溝，挖通回流淺灘，清除泥沙淤滯，打通河道堵塞，注意渡口橋梁，以給人們提供便利。“六興”的提出是管仲民本思想的核心要義，水利作為“六興”之一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這應該是“興水利”最早理念的來源，所以，300年后，司馬遷在《史記·河渠書》中對水利作出了定義，“水之為利害也！”，這是中華民族在與水旱災害不斷斗爭實踐中，總結出的寶貴經(jīng)驗，并上升到國富民安的高度來認識，興水利、除水害，歷來是興國安邦之大事，管仲在春秋時期就提出“六興”之水利，是他認識到民貧不能長治久安，治國應讓民眾安居樂業(yè)，是富裕起來的重要所在，從社會發(fā)展的意義來理解是超前于他所處的時代。